论科举制对唐诗繁荣的影响

论科举制对唐诗繁荣的影响

繁荣昌盛的唐代文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其代表就是辉煌璀璨的唐诗,究其繁荣原因,自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朝走向完备,在科举考试中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的进士科备受国人青睐,这对于唐诗的繁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科举,就是设科取士。封建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使读书文人根据个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科举制度源于汉代的策试,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的九流常选,定型于隋代的进士科。唐代科举以进士为重,明经次之。这是选拔政治人才的主要科目。进士科以贴经、策论、诗赋为主,明经科由以贴经、经义、策论为主。其中贴经、经义,所要求的仅仅是记诵,决不允许有丝毫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发挥。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考核科目,也就是说若想在进士科取胜必须要会作诗,作好诗。作诗既然成了士人的进身之阶,就必然大大促使他们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必然促进讲究、推重诗歌的社会风气。诗赋与仕途利禄紧紧相连,这足以吸引士人毕其全部精力投身其中。因此,唐代学子把大量的时间、心思都花在背经和学做诗方面。流传至今的《全唐诗》将近五万篇,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应试、应制、应景、应酬的作品。

科举制还提高、巩固了文人的社会地位。随着进士身价的提高,进士们除了可以位极人臣外,在民间还享受到愈加豪华的待遇,形成了一系列宴集游赏的活动,如曲江宴、杏园探花宴、慈恩雁塔题名等等。这些光彩夺目、使得长安城万人空巷的活动对读书人尤其是庶族子弟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和动力,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形成了对文学、文人崇尚艳羡的氛围。这种氛围渐渐滋长了奢侈浮华之风,新科进士们常常目空一切,连当朝权贵也敢于唐突,以至于从武则天后朝开始就陆续有要求改革进士考试,即减少空有声律对偶而与经义时务无关的文学考题的奏请。安史之乱后这种呼声更高了,代宗时,以杨倌为首的一批有名望的朝臣斥责举子们“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己物才,喧腾与当代”,并明确提出全面废止科举制,切断一般士人“投牒自举”的道路。这个谏议最终因翰林学士答复“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而未行。科举与唐王朝兴衰的关系在此暂且不谈,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举子们用以显露夸耀的无非是文学才能,可见文学除了应付考试,对士子们的社交扬名有多重要。二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文取士的进士科已成为天下士子谋生的出路,也是统治者用以稳固大局、人心的手段,要想冒然改变而恢复汉代以人品经业为重的乡举里选是行不通的。

当然,这里还存在历史的积淀作用。汉代的察举制以儒学礼教为重,品藻人物重德,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儒学渐渐衰弱,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到来了,一部《世说新语》展现了多少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自然率真、特立独行的个性,这些个性又与超群绝伦的文学才华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世人向往的群体,“文的自觉”的时代也随之诞生。

从此,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文彩彪炳都成为品鉴人物的重要标准。初盛唐的历代君主对文学、文士也都宠爱有加。这种深入人心的价值观、人才观要人为强行扭转是不可能的,所以,终唐之世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但最终还是延续了下去,并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骚客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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