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 0卷5期

文化部门一直忧心忡忡，急于寻求与城市经济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不惜投入巨资建设一大批文化基础设施，诸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大剧院、电视台、南国影联、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华夏艺术中心等颇具规模的骨干文化设施。与此同时，深圳市文化局也联合文化部在 1 9 9 3年 1 2月创办全

国首家“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并邀请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为深圳文化发展把脉开方。余秋雨认为：“当代世界为儒家文化、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相互冲撞所困扰，而深圳却是一个难得的文化 缓冲、文化和解之地，是一个三大文化板块都为之留出一定空间的‘三角地’,其文化环境疏松，可塑性强。这种时空背景适合于以开放、探索、创新为特征的青春型文化生长。” _ 2』 1。为创建本土文化寻找理论依据，随后特区文化工作者大力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挖掘、整理一批本土人文历史资料，编纂出版了《深

圳民间歌谣》、《深圳城市史》等专集。“打工文学”的发现和弘扬实际上也是这种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 远离故土、亲人，作为城市的异乡人，打工者在“军事化”管理的工厂里，每天穿梭于宿舍、车间和餐厅之间，原本没有多少业余生活可言。然而枯燥的生活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文化需求。可以说，打工文学的出现正是他们文化需求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文化部门、批评和传媒多重互动之下的打工文学 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在深圳诞生的这一文学现象，打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府文化部门和传媒以及它的阐释者杨宏海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1 9 8 4年，林坚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

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1 9 8 5年，特区文化工作者杨宏海注意到了这一文化现象，并提出“打工文学”概念。随后政府文化部门马上介入， 1 9 8 8年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打工文学刊物《大

鹏湾》创刊。杨宏海还在 1 9 8 9年 9月1 6日给《特区文学》总编戴木胜写信，力荐张伟明的打工题材小说《下一站》与《我们的 I N T},《特区文学》于1 9 9 0年第一期发表《下一站》,由此开始引起读者对打工文 学的关注。由此可见在打工文学早期阶段，深圳文化部门和批评者杨宏海实际上充当了保姆角色。杨宏海不但力荐打工作者的作品，而且还专门撰文《深圳文坛绽新花——读宝安县文艺杂志<大鹏湾>》,积极评价反映打工生活的张伟明等人的作品。 整体而言，此时期的作品基本上“维持一种我口述我心，我手写我口的原始阶段。打工文学的作者凭借一腔热血、第一手的生活经验和直面现实的本色写作，不仅引起了打工族的热烈回应，而且这股粗粝坚硬、泥沙俱下的新的美学风格也在更多都市读者那里获得了感同身受的反响。” l 3 打工文学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固然是打工作家努力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主流媒体的浇灌、培养、 提携和相关文化部门及评论界杨宏海的大力推介。如前所述，打工文学一开始实际上是作为深圳的一

个文化名片被打造的。早在 1 9 9 1年1 0月 8日，《特区文学》编辑部就主办“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研讨会”,近7 0位作家、评论家出席会议。杨宏海在会上发表《作为一种特区文化现象：打工文学》的报告， 《文艺报》对此作了报道。杨宏海相继发表一系列论文：《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文化视角中的深圳文学》、《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新潮：打工文学》、《文化深圳》、《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等等；他还主编 《打工文学评论集》、《打工文学备忘录》等，对打工文学作出高度评价。由于打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切

合当下社会语境，文化部门更是加大推广整合力度，力图把它纳入主旋律轨道。2 0 0 5年 1月 2 0日，共

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设立的面向外来工青年群体的“鲲鹏文学奖”在广州颁奖，这是打工文学

的第一个 全国性大奖。同年 1 1月 2 6至 2 7日，以“打造打工文学品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为宗旨，由深圳市文联

与宝安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在宝安区龙华街道举行，这也是第六届深圳读书月的主题活动之一。这样的盛会至 2 0 0 9年已先后举办五届之多。更具有影响力的是 2 0 0 8年 1月1 2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2 0 0 8打工文学一北京 论坛”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l 2位打工作家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他们的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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