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这种“从严治吏”的方式，

有悄然向“从严治民”转移的倾向。

吕日周惹起的一项全国性争议是“黄马甲事件”。长治定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后，为了尽快消除市民的不文明行为，采取了一个严厉措施：随地便溺、四处涂抹制假证广告等不文明行为的市民，在大街上穿上黄马甲，黄马甲的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五个字。此举出台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而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只有这样的重罚才能有效遏制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有分析者认为，可以看出，吕日周具有威权政治的倾向。不过，在吕日周的思路中，威权政治并不是惟一。或者说，实现其威权政治目的的手段，并不完全是靠威权，他的另一砝码，便是公开。

长治的舆论监督，其本质无疑是“公开”。而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比如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等，全部在《长治日报》上公开发表。此举一举打破了政治的神秘性，将政治前所未有地端到民众面前。

公开政治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当不少地方，领导都要时常防备着、躲着群众时，长治的市县级领导却被要求定期不定期地与群众在广场上进行公开对话。这被不少人认为是“石破天惊”。

2、人治与法治之争

毫无疑问，吕日周在长治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应该说，“人治”在长治短暂的实验，便已经在某些方面面临瓶颈。就拿公开曝光来说，以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一些人便麻木了。”市督察室主任丁文松说。

长治市已经开始将单纯的舆论监督扩展成为“五大监督”，即以纪检委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监督和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

与此同时，“威权政治”的实施方式，在长治已经开始试图从领导的批示转向制度化和程序化。吕日周对此的概括是：实施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公开问题、追究责任（撤、免、停、调、罚）“五步曲”和让干部过“三关”（寻找问题关、追究责任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3、民意和仕途

与10多年前“敢为天下先”相比，现在的吕日周其实已经“成熟”了许多。比如，他面对记者时多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他只不过是“落实”了，也要求他的下属认真“落实”。与此同时，大刀阔斧的实验，已经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收到明显成效。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安定程度和城市面貌，都有了极大改变。

但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触及了比较广泛的利益，吕日周向不少人承认，在长治，他“一度非常危险”。即使是现在，在太原也有多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吕日周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异类”，不少人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明显是为了升迁。

的确，应该说吕日周的所作所为，在“官场”和在世俗化的社会两方面看来，都是明显“违反了游戏规则”的。较之“争议人物”的帽子，我知道对于吕日周还有另一个更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