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渐收用，而朋党之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于中国，迄明亡而后已。” [7]6033三大案后的党祸于士人之节气无疑是一次重创，而在争端中的士人意气偏激，至有“讪君买值”邀名之嫌，“朝政驰，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 [7]6294真正的节气之士不过寥寥数人。由于政治的险恶，官场的腐败，使得许多士人心灰意冷，绝意仕进，像李舜臣“闲居二十年，屡荐不起。” [9]382 (李太仆舜臣条)王问“强仕归田四十年，杜门扫轨。” [9]399 (王佥事问条)周复俊“里居杜门扫轨，凝尘晏然。” [9]401 (周太仆复俊条)到万历后，通过应举来猎取功名的观念也逐渐淡薄了，许多人应试几次落第，也就绝意科考。士人在接连的精神和肉体的重创下身心疲惫，守卫其心灵深处的名节大义在现实中屡屡受挫。

大凡文人，其承受的压力与局限是一致的，时间的规限、空间的囚禁、与外界的疏离、现实的压迫都促使他们寻求解脱的方法。具有艺术心灵的文人，通过对美学意义“紧张”的解决，通由美的超越、文学艺术的自觉、进行心灵归属之地的拓展，他们遣性娱情，或表现为任情放纵，以诗酒、声色自娱,或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境界，怡情于山水之中；或力求生命价值的延续和超越，求仙和狂禅，他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人生。如此心态下明代审美意识的演进不免要陷入人文缺失的困境。

另一部分不能忘怀时事的士人继承了古代士人那种直面现实人生，以反映民生疾苦为己任的叙事诗审美意识以及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一定的社会政治联系中，力图由此而表现一定历史深度与力度的创作目的。“外史氏”陈鼎自述其作《东林列传》“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骚不平之语，怨天尤人之句。然不如是，则无以示劝惩，慰忧愤矣。” [10]5李梦阳虽有孤贞自持的节操，却无法改变朝政日非的现实，于是转向激愤，“壮士愤国难，扶剑但徘徊。白日悠西倾，怆惋肝肺摧。” “谁

能分长剑，割破黑云层”[11]（卷二八）李梦阳对其创作风格也作了说明，“故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合，继则愤。故正之世，二南锵于房中，雅颂铿于庙庭；而其变也，风刺忧惧之音而来仅率舞之奏亡矣。”[11]（卷五十）从弘治到正德，这种诗作创作风格的转换何止李梦阳一人，当时文人虽心态各不相同，诸如大复之凄婉，康海之放浪，其愤激悲凉之情于李梦阳相仿佛。也正是这种主体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对历史的理解，才构成了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与西方古典叙事诗的鲜明差异。

二、对传统诗学艺术的批判

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比较分散地表现在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美学的理论著作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体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而对诗与其他文化关系认识的变化，则往往反映出诗人和理学家的审美意识及文学观念的嬗变。从中唐起源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经宋、元、明的数百年的演进，终于在明代后期产生了对传统诗学艺术激烈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姚江之学及其左派—王学风靡天下，对这一批判思潮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儒学而言，程朱之学虽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其地位已呈现萎钝之势。“嘉、隆尔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也。” [7]7222姚江之学的建立原因自然颇多，诸如程朱之学的衰落、白沙之启悟等，然正德朝之种种变故，却不能不说是阳明之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其弟子罗洪先追述此事说：“及其摈斥流离而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即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暓，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非吾有，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