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千古名篇《出师表》中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这就讲了一个道理：君子当道，社会安定，国泰民安。小人当道，纲常混乱，国无宁日。社会也一样，如果社会正气十足，邪气自然消退。社会风气就好。如果社会正气不足，邪气就会猖狂，社会风气自然就不好。

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说到为官之道时，将为官者概括为“六正六邪”。十分经典。实际上也是叫我们如何识人，判断人，以致如何用贤才之人。刘向指出

“六正”：

一、高瞻远瞩，防患未然，此谓“圣”；

二、虚心尽意，扶善锄恶，此谓“良”；

三、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此谓“忠”；

四、明察成败，转祸为福，此谓“智”；

五、恪守职守，廉洁奉公，此谓“贞”；

六、刚正不阿，敢争敢谏，此谓“直”。

“六邪”：

一、安官贪禄，不务公事，此谓“庸”；

二、溜须拍马，曲意逢迎，此谓“谀”；

三、巧言令色，嫉贤妒能，此谓“奸”；

四、巧舌如簧，挑拨离间，此谓“谗”；

五、专权擅势，结朋营私，此谓“贼”；

六、幕后指挥，兴风作浪，此谓“阴”。

据史书载，唐初政治家魏征对此尤为赞赏，曾在上唐太宗疏中进言：“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厉，不劝而自勉矣。”他主张以“六正六邪”为标准，来甄选人才。用人可是大事，试想一下，当年爱因斯坦如果被希特勒所用，世界将会遭受多大的灾难。科学再发达，最终是要人来掌握；多伟大的事是人干出来的。同样，多卑鄙的事，也是人干出来的。

当年曾国藩给皇上一个奏折很有名：说到现在的官员，京官就是互相推诿，不管事，坐享其成。地方官就是敷衍，研究文件办事，敷衍过去就算了，实实在在的事情不管。要说干事，也是搞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但对于百姓则极尽贪污之能事。也就是说，祸害百姓有本事，要说干事，则没人干。说现在的官场就是这样，普天下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一旦国家有事，将有缺才之患。一年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打到南京，攻城夺地，势如破竹，当时的文官、武官里没有一个人是太平天国的对手，一败涂地。清政府没办法只好重用曾国藩。这其中还有许多故事， 当时曾文正刚开始经营湘军，老打败仗，差一点投江自杀。好在湖南人性格倔强，贵在坚持。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湘军失败时，幕僚给他起草报告，说湘军最近打仗屡战屡败，但是他改了一下说是屡败屡战，这两字之差在于精神，说明了一个问题：我虽然屡败了还是要屡战。最终还是胜利了。

这种精神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事业越大挫折就会越多、困难就会越多，这是正常的事，就看你自己能否挺住。你能够不能够在这样的挫折和失败中挺下来，他就是挺住，硬着头皮挺下来，永不言败、永不言退。湖南的湘文化，就是倔强，执着。我们做任何事情，还是要有这样的人格素质，才能成事。

当年太平天国的将领李秀成在自述里说天国的失败是天王不识贤臣，这也说明了洪秀全失败的关键原因。在长征路上，刘伯承和薄一波有一个讨论，刘伯承说曾国藩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曾国藩会用人。曾文正在识人、用人方面，有哪几点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