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活着》：一种超越历史的影像震撼

潘天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p23）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有2部艺术作品让我们久久难忘，这就是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余华的小说将人生的苦难通过文字的叙述穿透了人们心灵，得到中国乃至世界读者的交口称道，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成为新时期文学经典。张艺谋的电影将小说的苦难消解为苦涩的幽默，通过影像的表述将死亡讲述成特定时期普罗大众的常态，寄托着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渴望。但是这部获得戛纳电影节多项大奖的影片却因为一个很荒唐的理由在国内被禁放一直到现在。但是一部真正的艺术精品，不是随便可以以荒唐的理由处死的。这部电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巍峨的银幕丰碑，也是张艺谋乞今为止无法自我超越的一座艺术高峰。它将永远地活着，超越历史，超越时空。

关键词： 电影《活着》、张艺谋、死亡

1978年以来，中国电影走过了辉煌也经历了疯狂，30年的雕刻时光，写就了一段从文化废墟到走向世界影坛的影像历史。回过头来梳理这一段令人激动的光影画轴，我们又会感到有稍稍的疑惑，因为我们好像很难脱口而出哪一部电影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个辉煌时代的历史见证和精神象征。也许这个多元社会已经不需要这一类指代性的精神标志，但是作为一种读图时代的历史见证，有总比没有强。比如在德国，1959年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了小说《铁皮鼓》，1979年西德电影导演施隆多夫把它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99年君特·格拉斯又因为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就这样以不同的艺术表达相互把对方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造就了德国二战以后文化的另一种辉煌。 无论多么疑惑，有一点勿容置疑，在新时期众多的老中青导演中，被称作第五代领军人物的张艺谋无疑是这一个时期中国电影的一个象征和一个时代的影像符号。他的众多作品无论被多少人推崇、议论和批评，总是在国内和世界影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就文化层面来看，张艺谋的电影理念和他的作品将成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神领域无法替代文化精品，是通过活动影像向世界昭示中国人精神变迁的窗口。

张艺谋是以摄影师的身份首次展示第五代不同凡响的电影观，以极其鲜明的色彩感拍出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1984）并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他又在吴天明导演的《老井》（1987）以男主角的身份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接着又以导演的身份创作了电影《红高粱》（1987），这部具有标志意义的成名作，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其后张艺谋的影片不断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完全有别于传统中国电影的表达方式震惊世界影坛。他在《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有话好好说》（1994）《一个也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等电影中将电影的语言和文学的叙事结合，将中国新时期社会的变革和震撼通过影像展现在世界面前，让国际影坛为之动容。在进入到21世纪以后，张艺谋又以《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满城皆带黄金甲》(2006)等几部古装大片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新高，却又遭到舆论界的诟病。总之张艺谋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好是坏，必然会引发国人的争议，或赞许或批评。然而在张艺谋所有作品中，有一部从未在中国国内公开上映，却获得了被认为是世界艺术电影最高殿堂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的影片，这就是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1994）。浏览张艺谋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部可以代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不朽之作，也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张艺谋的巅峰之作。

从余华的小说的表达到张艺谋的电影语言的叙述；从著名演员葛优和巩俐的精彩表演到影片中人物的曲折经历；从影片在国际上获大奖到国内被禁；可以通过对这部影片命运的分析将改革开放30年这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含义、政治环境和艺术精神张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