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为十毒之首，焉能永不入罪？

文/奇之傅

读完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嘴上腐败应尽早入罪”一文，一股强烈的共鸣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笔者不仅为人民日报能连续发表类似的言论而叫好，更为作者能发出这样的建议而惊叹。“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可谓是在华夏大地流传已久的十大毒瘤。作为十毒，为何后八毒能纷纷入罪，而位居前二的吃、喝却仍能潇洒自在继续逍遥法外？稍作分析，料想或许和二者的受益者多是官员有关。

民以食为天。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吃绝不是指平民百姓的日常需求；而是“令世人瞠目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因吃喝不分，凡有公款大吃的地方往往伴随着大喝，因此本文故将喝一并提及。

大约在20年前，笔者曾在《经济日报》上看到过一篇占据整个二版的长篇通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时隔有年，然而文中相关内容及数字依然清晰在目。文章在痛陈了公款吃喝的种种丑态和恶果之后，指出据统计当时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为3000亿！转眼间，几千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华夏的这宴席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变得更丰盛了。公款吃喝风不但没有因这篇文章而减少，反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姿蔚为壮观了。若想证明这一点，仅从龙年茅台酒、五粮液涨价、以及官员患有“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职业病人数的增加现象看，相信就足以能说明问题。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句曾被贴在墙上喊了几十年的标语话，为何就是没有组织和部门愿意将其运用于实际？除了这些相关组织和部门的人员也早已成了公款吃喝的主要成员外，实在找不出另外一条可以作为托词的理由。遍观世界各国及两岸三地，恐怕难觅第二个可以如此肆无忌惮的进行公款吃喝的地方。香港廉政公署绝不会允许哪个部门敢如此放肆；台湾的民众也绝不会答应马英九的团队随便浪费纳税人的血汗；芬兰曾有一位央行高官，仅仅因在公务接待中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居然被媒体上网查阅菜单曝光后而黯然下台。在华夏，休说是央行高官上了一道鹅肝，就是分行低官，哪怕上了十道鹅肝恐也绝对安然无恙。

一方面是“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另一反面是任由“公务接待无底洞”现象继续存在蔓延而熟视无睹束手无策，始终拿不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根本性制止方案。为什么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可以用盒饭接待巨商富豪，而大陆的各级官员就非得用大吃大喝才能显示对上司的热情？遥想当年因改革公款接待而遭仕途困厄的董阳事件，回味去年某单位耗巨资接待上级巡视组故事，冷眼一幕幕因公款吃喝而引发的各类稀奇古怪的贪腐案件，侧目一个又一个黑咕隆咚的“公务接待无底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夏的公款吃喝真的已到了必须入罪的时刻。

当年的共产党人靠着红米饭南瓜汤，从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硬是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大道。曾经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歌曲，迄今还在红色旅游景点传诵和播放。过去的苏区干部可以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夜打灯笼访贫农；难道今天的苏区干部就不能和工人、农民、士兵一起吃碗家常饭？既然自己不能管住自己的嘴，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强制管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11辆吉普车和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夜，毛泽东说：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